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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2002-09-02 437 报道:佛教天地
  本书题名为佛家逻辑通论,是考虑到因明学对广大读者来说至今仍是一门生疏的学问。书名点明了发端于印度的因明学佛家的一门逻辑学说。
  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玄奘师徒在唐代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因明篇章,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最高水平。
  千多年来,汉传因明走过了盛衰绝兴的艰难历程。千年古树,逢春再发。以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继承和发扬汉传因明的优良传统,重新攀登世界高峰,可谓任重道远,责无旁贷。
  把这本书写成通论性的著作,照顾到两方面的读者,一是普通读者,二是学术界绝大多数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学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研习因明,就要求文字晓畅,通俗易懂;为了争鸣,又要求作严谨深刻的理论探讨。我自知深入何等艰难,浅出亦非易事。力求深入浅出,一改因明学晦涩难懂令人望而却步的面孔,是我的写作实衷。
  为此我把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探讨了因明学在悟他门即立破方面的主要理论问题,特别是有争论的理论问题。下篇对新因明的入门著作《因明入正理论》作了详细的讲解,并对其他有代表性的因明论著作了钩玄提要。初学者如欲循序渐进,知其大概,可以先读下篇。
  本书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严格论证了陈那新因明三支作法的推理性质,恰当地评价了陈那和法称在佛家逻辑发展史上的不同地位。
  国内对陈那新因明的推理性质有两种错误的看法。本世纪自有逻辑与因明比较研究以来,绝大多数因明研究者都误以为陈那的三支作法是演绎推理,是对古因明的根本性的改造。我认为这种看法不是一种严格精确的逻辑分析,而是马虎的、粗略的结论。同品、异品是因明的重要概念,用数理逻辑的术语讲,是两个初始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三支作法的推理性质。按照陈那的因明体系,同、异品是要除宗有法的。根据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九句因、因三相中的同、异品亦应除宗有法,而根据九句因、因三相构造的三支作法中的同、异喻体,亦不可能是全称命题,只能是除外命题。因此,三支作法还没有最终跳出类比推理的窠臼,离演绎推理仍有一步之遥,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另一种错误观点是,仅凭陈那“生决定解”四字,撇开其体系而不顾,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确定其为演绎推理,再以演绎的标准一衡量同品异品定义、九句因和因三相原相,从而发现“矛盾”,并进而主张修改异品定义,使之满足演绎要求,于是建立起20世纪80年代的新因明体系。这不是古籍研究的实事实是的态度。
  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论因三相》、《因明三支作法与逻辑三段论之比较》两篇文章,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逻辑室举办的“因明、中西方逻辑史讲习班”上的结业论文。虽然这两篇文章有许多具体观点至今仍然有效,但在总体上受到了上述第一种错误观点的影响。自我否定是痛苦的,更何况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自我否定意味着进步。凤凰涅槃。我庆幸学术上的新生。
  1988年,我撰写了《论因明的同、异品》,在1989年10月藏汉因明讨论会上又递交了论文《陈那新因明是演绎推理吗?》随后又发表了《因明概论》和《法称<正理滴论>评述》。这四篇文章全面论述了陈那因明思想的成就和不足,并恰当地评论了法称发展陈那因明思想,真正把三支作法改造成演绎推理的历史功绩。这些见解在国内前无古人,独树一帜,而与国外的梶山雄一教授特别是理查德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从事因明研究,算来正好有“十年磨一剑”之功。1970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后来从事形式逻辑教学和科研也有近10年时间。我与好友倪正茂先生合著的《逻辑与智慧》获得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得到全国许多逻辑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厚爱。在学术方面真正有一点心得的则要数因明研究。
  佛家是讲因缘的。我于因明研究,也有一段因缘。“曩治逻辑,思习因明”,然而入门难,深究更谈何容易。有好多年,我好像站在地狱的入口处犹豫着、彷徨着。到了1983年,由中国逻辑史学会承担的国家六五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的编撰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副主编周云之先生把现代卷因明资料的整理和现代因明史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我,使我根绝了犹豫和胆怯。当此之际,我的忘年交黄石村先生给了我无私的援助。石村先生以《毛主席著作里的逻辑》和《因明述要》等著作闻名海内。他在极度衰竭之际把我召至病榻前,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要把一套珍藏的因明著作赠给我,希望我深入研究,有所成就。我知道这套书弥足珍贵且来历不凡。60年代初,石村先生与亦幻法师成为患难之交。亦幻法师对石村先生说,你是研究逻辑的,应该懂得因明。他把自己多年搜集的古今因明著作十余种全部赠送给了石村先生。这套因明书种类之多,超过了国内任何一家大图书馆的馆藏。由于石村先生的慷慨馈赠,我得着图书馆资料之便,如期完成了上述任务。
  在从事因明研究的过程中,我参加了“因明、中西方逻辑史讲习班”,受教于沈有鼎、虞愚诸师,提高了逻辑修养,以优异成绩结业。
  1987年和1988年我两度拜访了著名佛学理论家吕澂先生,亲聆教诲。这位佛学泰斗、因明巨匠就一此重要理论问题对我作了解答,使我受益不浅。
  1989年,印度华侨佛教总会会长悟谦法师特邀我前往印度进行学术交流。我于1991年底赴印。悟谦法师勉励我继续深入浅出地写作因明论著,他非常赞赏我关于玄奘唯识比量为自比量的见解。他说大小乘观点水火相见,在唯识比量里怎么可能每一个概念和论据即因和喻都能使立敌双方共许极成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心川研究员曾为我提供多种英文版因明著作。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校长武邑尚邦教授热情地将他自己的一本因明确著作(《佛教论理学の研究》)赠送给我,并且为我提供了1845年出版的由日本僧人用中文写作的《因明正理门论疏》的复印件。印度驻华大使馆也将在文化交流中展出的一本因明著作Buddhist Formal Logic(《佛教的形式论理学》)则送给我。这些著作对我今后的因明研究肯定有重要的帮助。
  3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陈大齐先生的巨著《因明大疏蠡测》给予我最深刻的影响。书中大量精辟的论述使我少走弯路,他的百折不挠的治学精神更给我以激励。
  十年寒窗,耳边常常响起熊十力先生关于阅读佛家经论的告诫,“读者必须心气澄定,方可悟入”,更要“从其大心深心静心”,始得与之相应。我在屡读屡辄,屡辄屡读之后,终于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倘亦幻法师、石村先生有知,一定会为我感觉到欣慰的吧。
  北京师范大学逻辑教授杨百顺先生提携后学,不吝笔墨为本书作序。我访印时赠送给印度加尔各答玄奘寺玄奘纪念堂的对联由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翔教授等修改并由上海文史馆周子沐先生题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巫慧先生鼓励我大胆争鸣。《法音》杂志主编净慧法师、香港《内明》杂志前主编熙如法师(沈九成先生)、香港佛教图书馆长何泽霖先生给予我很多鼓励和帮助。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为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我向以上各位谨致谢意。
       作者于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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