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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投影

2008-08-16 674 报道:佛教天地
  燕山丛中,长城塞外,滦河中段,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城市———承德。考古发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从出土的文物看,承德一带在远古时期既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又有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特征。
  正是有了这样双重的文化特征,承德人杰地灵。
  承德之于中国,还有这样一重历史意义,历代王朝统治者在坐稳江山后,都采取筑长城的办法来防范北方少数民族,而清王朝摒弃了这一做法,帝王们实行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即是这一政策的产物。
  ■渊源:京承牵手巡狩制度
  中国历史上各个统治集团夺取燕京,大都派重兵控制燕山、七老图山和坝上地区,于是,古北口———热河———围场一线,就成了历史上北京通往漠北和东北的重要交通要道。而这条要道在清朝时显得尤为重要。
  承德古称热河,《钦定热河志》载:“热河,今称武烈水,有源有三……三源既汇,又西南流,沿山庄东北,历锤峰下,山庄之内亦有温泉流出汇之,于是始有热河之名。”
  “承德”这个名字使用到现在还不到300年的时间。雍正元年设热河厅,第二年设热河总管,统理东蒙民政事务。雍正十一年(1733年)撤热河厅,改设承德直隶州,取承受先祖德泽之意,由此才叫承德。
  皇都北京,山城承德,两个不同风格的地方,却由皇帝巡狩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皇帝巡狩制度古已有之,秦始皇就有巡幸四方的成例。而曹操《东临碣石》则成为中国巡狩史上的名篇而流传百世。但千百年来制定巡狩政策并使之经常化,当首推清朝皇帝。
  巡狩制度在顺治时期已成为定制,而“木兰秋狝”是这种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清政府独创的民族政策。木兰系满语,意为哨鹿;秋,意为秋猎,是康熙帝、乾隆帝每年赴木兰围场举行秋猎大典的活动方式,其目的是“习武绥远”,即训练满蒙骑兵、怀柔北疆各民族的五公贵族,借以安定朔漠,巩固边防。
  木兰围场位于承德围场县境内,距北京400公里。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后,康熙皇帝将注意力转向北方,准备解决东北和西北的边防问题。为了提高满蒙八旗兵的军事素质,加强对蒙古三大部落的管理,于1681年,将内蒙古喀喇沁和翁牛特旗敬献的牧场划地为界,设立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按清朝定制,木兰秋狝每年举行,有时扈猎官员和士兵达数万人,而从江南、西北和东北地区驻防的八旗也会选派精兵参加行围,周围的蒙古盟旗也按例派兵参加,甚至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的贵族也不远千里前来随围。
  ■演变:京城外的政治中心
  清朝初年,山庄所在地称为热河上营,是一个“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的地方。为了木兰围场的需要,在京师至围场的沿途设立了一系列行宫,热河行宫最为著名。
  1703年,康熙帝经过精心选址后开始肇建避暑山庄。历经康、雍、乾三朝,时间跨度长达近90年。伴随着避暑山庄的建设,从1713年溥仁寺开始建造,至1780年须弥福寿之庙建成为止,67年间,在避暑山庄周围共建了12座皇家寺庙,因其中8座寺庙住有喇嘛,归北京理藩院喇嘛印务处管辖,在京师设有“八处”,所以把这些寺庙统称为“外八庙”。
  清朝鼎盛时期,北京毫无疑问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那时的承德却是北京城外的政治中心。康熙第一次住进山庄是1708年,到他崩殁,14年间共驻山庄21次,康熙时期已有40余景。雍正在位13年,因忙于宫廷内部安定及南方事务从未到过热河。乾隆在位60年,一生与避暑山庄有着不解之缘,执政后共来山庄49次,一般是5月来承,9月回京。由此算来,他掌权的60余年中,竟有22年在承德度过。
  威严壮丽的丽正门,用满、蒙、汉、藏、维五种文体书写,这敞开的朱红大门,迎来了回归祖国的蒙古部落三车凌、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为乾隆帝祝寿的六世班禅和英使马戛尔尼。
  从1796年嘉庆即位到1820年病逝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24年的时间里他共来山庄19次。经历了康乾100多年的盛世后,伴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衰败,避暑山庄也开始衰落。
  清代皇帝进驻避暑山庄的主要活动是批阅奏章,组织围猎,考录、提拔官吏,庆祝寿辰,赏赐蒙古王公贵族,接见宗教领袖、外国使节,观看文体表演等。为适应皇帝每年都要到热河避暑的需要,各蒙古王公,朝廷大臣及一些文人墨客都争相在热河建设府邸,热河工商业随之快速发展,市井行人杂沓,车马喧嚣,酒楼茶铺鳞次栉比……
  ■见证:翻卷清末政治风云
  道光即位后,内忧外患加剧,国势日渐衰微。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道光皇帝已无力再到塞外举行祖传的秋狝大典,也无暇巡幸避暑山庄了。
  1860年9月,避暑山庄迎来了咸丰帝的“巡幸”。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咸丰帝越发感觉北京的不安全,9月22日,咸丰帝不顾几天前亲统六师与敌决战的上谕,以出塞狩猎为名仓皇从圆明园出走,9月30日到承德,命“恭亲王奕訢著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随后,在烟波致爽殿里,咸丰帝亲自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有效,追认了《中俄瑷珲条约》,被迫接受有伤“天国尊严”的外国公使驻京和割地赔款等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帝一再推迟回銮行程,苟且于承德行宫,挥霍他的最后青春,看戏、制曲、亲自排戏、近女色,几乎成为咸丰在承德生活的全部。1861年8月22日清晨,咸丰病死。
  咸丰病死后,慈禧以阴谋手段在避暑山庄策划了近代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迅速清除了与之对抗的咸丰临终前任命的以户部尚书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1861年10月,慈禧太后发了一道谕旨:“谕内阁: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在殿厅各工,日久失修,多就倾圮。上年我皇考大行皇帝举行秋狝,驻跸山庄,不得已于各处紧要工程稍加葺治,现在梓宫已恭奉回京,朕奉两宫皇太后亦已旋跸,所有热河一切未竟工程,著即停止。”从此避暑山庄断绝了一切修缮费用。此后,清朝的同治、光绪、宣统皇帝,再也没有到过承德。
  ■价值:一座山庄半部清史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肇建不仅仅是对皇帝在塞外一系列行宫进行增建和扩建,或者是兴建新的宗教活动场所,而是清朝皇帝在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方面的突破创新,其意义、功能、影响和价值远远超过了皇帝行宫、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本身,它是清皇帝诸多行宫、皇家园林和皇家寺庙中意义重大、功能独特、影响深远、价值超群的皇帝行宫。
  “在皇家园林中它又是一处山水园林表达与寄托帝王政治思想与治国抱负的独特的地方,它是一处靠园林的建筑与功用实践着帝王治国方略,特别是实现民族融合、边疆巩固的地方。”金泉、岳南著的《热河的冷风》似乎更恰当地表述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功用。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则认为,避暑山庄与祖国一起经历了屈辱、苦难的岁月,避暑山庄是中国三百年来发展的见证,“三百年来,避暑山庄与祖国同呼吸、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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